这样一组数据，乍看起来让人意外：

到今年10月份为止，上海交响乐团本市演出175场，上交音乐厅举办演出221场，与往年相比均大幅增加；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以下简称上海音乐厅）共举办296场音乐会；音乐剧《阿波罗尼亚》自去年8月底在亚洲大厦开启驻演以来，一年间演出380场，接待观众逾43000人次。

之所以让人意外，是因为这组数据所表现出来的热闹与活力，与人们对于疫情之下音乐演出市场的想象不符。

但是，再看这样一组数据，似乎一切又在意料之中：2011年，上海首个以音乐剧为运营中心的专业剧场上海文化广场（后更名为上汽·上海文化广场）开业，至今会员数已达36万；2014年，上海交响乐团从湖南路搬迁至复兴中路，5年多来会员人数翻了几十倍；上海音乐厅仅自去年9月完成修缮重新开业以来，会员就增加了两万多。

“音乐人口”的多少，往往被视作一座城市音乐涵养的重要指标之一；这样一条“音乐人口”不断上扬的曲线，也就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上海音乐演出市场的逆跌。古往今来伟大的思想家都曾给予音乐最高程度的赞扬，在业界和学界看来，音乐涵养的提升，必然会转化为一种城市软实力。因此，值得追问的是：城市的音乐涵养是如何养成的？在这个问题的答案里，包含着激发出音乐涵养城市的更多可能的路径。

丰富性、多样性、开阔性和包容性，是判断城市音乐涵养的重要参考

数字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在涨与落的背后，往往包含着一系列深层次的变化。

时间退回到一年前，面对疫情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许多音乐院团和剧场掌门人内心都是充满担忧的。剧本杀方兴未艾，长短视频内容越来越丰富，人们还愿意花时间专门去听一场音乐会吗？受海外疫情的阻碍，世界名家名团无法来沪，本土音乐和音乐人能够得到乐迷的认可吗？

这些疑问，如今都由数字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不久前在上海音乐厅收官的上海民族乐团国风音乐现场《海上生民乐》，一天不停歇地连演23场，观众总人次达到1.5万，这在上海音乐厅总经理方靓看来， “简直是一个奇迹”。刚刚在上海文化广场收官的法语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 （中文版），25场演出开演前售票率已经达到65%，其中又有65%为散票，比例相当可观。

在世界一流演出团体缺席的情况下，音乐会的场次和上座率没有出现下降，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王勇从中看到的是音乐消费和音乐活动正日益渗透进上海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他们的一个生活习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观察一座城市音乐涵养提升的重要视角。而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包亚明看到的，则是音乐类型的丰富性、消费选择的多样性、欣赏渠道的开阔性和大众接受的包容性，这是衡量一座城市音乐涵养提升的重要参考。

如果城市音乐涵养的提升是一个圆环，实现闭环的是面向公众的普及和传播

在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会产业发展部部长胡娜看来，如果把城市音乐涵养的提升过程比作一个圆环，那么在高标准建造剧场、扶持创作主体、汇聚高质量的作品等重要前提之后，实现闭环的是面向公众的普及和传播。因为一座城市的音乐涵养，最终要在人的身上体现出来。

在上海，除了已成常态的艺术教育活动之外，还有很多依托演出展开的实践和探索。以上海音乐厅为例：早在七八年前，上海音乐厅就启动了一个与民营乐团合作的民族室内乐项目《玲珑国乐》。特别之处在于，每场演出不仅有“演后谈”，还有“演前玩”，让观众在与乐器的近距离接触把玩中更好地了解民乐。到了《海上生民乐》驻演期间，音乐厅在“美”字上大做文章，把舞台向上方和两侧延伸，穹顶的轮廓和墙体的花纹也因此成为舞美的一部分，以建筑之美烘托民乐之美，打开观众近距离欣赏民乐的新空间。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无数青少年受惠于这样的普及活动，成长为新一代爱乐者。上汽·上海文化广场总经理张洁注意到，最近一两年里，文化广场的会员中学生人数猛增。学者认为，青少年在价值观和审美观念上具有强大的可塑性，青少年时期有没有接触音乐，接触什么样的音乐，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将来的审美能力。也正因为如此，在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陶辛看来，受众的迭代是今天上海这座城市音乐涵养得以持续提升的重要因素：“因为成长过程中有高质量的音乐贯穿，他们的视野更开阔，审美更包容，对于有质感的音乐更敏感，同时他们也更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更有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