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论语》有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其中就强调了“音乐”对人的道德感化和人格塑造作用。音乐作为一种传统的艺术形式，承载了民族的历史精神和文化传承，以纽带的形式在文化发展与传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音乐和语言自产生之日起就伴随着人类走入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音乐作为声音艺术，以高低、长短、强弱、音色等性能构成旋律、节拍节奏、调式调性及声复调等等，从而表达丰富细腻的情感。方言作为语言艺术，其最大的魅力就在于能在瞬间拉近距离，以独有的方言特征感受的情感的真挚与亲切。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方言，东北方言辽阔豪爽，北京腔调韵味悠长，广东方言婉转多变，那么在国际化与现代化发展的今天，面对新媒体时代的青年群体，陕西音乐如何创新音乐形式，丰富音乐内容，以本土化的审美讲好陕西故事是陕西文化传播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一、陕西方言音乐的创作趋向

音乐作为声音的艺术，更是一种情感语言，在其审美活动过程中呈现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音乐以其独特的审美体验对当代青年精神引导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音乐的地域特色异常浓厚，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实现了文化的继承与传播。方言音乐自形成之日起就深受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承担起了方言传承和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尽管陕西方言的出现不是当下时代的特有现象，但较之传统陕西方言音乐的“粗”而言，现代版陕西方言歌曲呈现出了独特的美学韵味与文化情怀。

（一）从方言独领到杂语并置

一直以来，陕西方言音乐的创作从未停止过，但陕西方言独有的特点决定了其音乐创作风格的浑厚与豪放，而这种浑厚与豪放与当下青年群体的审美观并不相符，所以长久以来，陕西方言音乐的创作都以一种沉默的态度存在着，故其受众极具局限性。正是风格的单一与陈旧，使得陕西方言音乐无法通过当下青年群体的接受与传唱实现文化的“走出去”战略。无论是从文化的传承策略还是当下青年的审美观来看，方言音乐的创作无疑需要多元化的追求，才能真正为方言与音乐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但由于方言的城市“陌生化”与时代“距离感”，使得方言歌曲的传唱仅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区域中，无法穿透城市与乡村的壁垒而真正实现其“繁荣”。

基于这一问题，陕西方言音乐的代表黑撒乐队曾在探究语音语调和谐自然的基础上，以陕西方言为主体，融入了标普通话、网络用语和英语等，形成了方言为主体、杂语并置的创作模式，紧跟其后的大量方言音乐创作者也从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引领了新生代陕西方言音乐创作者的创作方向，将浓浓的都市时尚感与生活气息沁润其中。

（二）从初始的“土味”走向时尚之美

陕西方言在音乐创作中比较早地运用到了民歌中，这也是方言在音乐创作中的较早运用。民歌是人民群众自己创作、传唱的歌曲，其创作内容主要来源于老百姓的生产劳作、日常生活，展现了当地的地理、气候、民情民风，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民歌的创作风格奔放张扬，感情热烈，以其真语言、真性情、真生活一度受到热捧。随着新生代的崛起，这种原生态的“土味”由于无法跨越的审美距离感，在大众群体中只能成为一种视听享受，并无力传唱，由此民歌也开始探寻创新的路径。而当下的陕西方言音乐创作以特色的方言词融合普通话、网络语、英语等，在陕西本土受众与非本土受众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实现了情感与文化的共鸣，完成了地域性与现代性的融合，既满足了当代青年群体的感官享受，又实现了精神消费，最终践行了陕西文化的“走出去”战略。

（三）从抒发情怀到文化反思与认同

陕西方言音乐在早期创作上主要致力于青春主题的描绘，有对青春生活的迷茫、沮丧与无奈，也有青春的倔强与不屈，将青春、理想和现实聚焦，比如黑撒的《和现实结婚》《我的黄金时代》等，侧重于情怀的表达，这一主题的受众极具限制性，更多地呈现出模糊性，是一种宏观的情感表达。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青年的关注点与以往的青年呈现出较大差异，他们更关注现实，关注当下，强调自身的情感体验，于是方言创作开始更多的表现陕西地域文化、历史遗迹和情感回望，如程渤智的《西安人的歌》《我的家乡在陕西》等。在这些作品中不仅凸显了陕西的地域色彩和文化特征，同时也大量展现了陕西人豪爽、热情与质朴的性格特征。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侵袭之际，程渤智的《加油武汉》，更是写出了陕西人骨子里的质朴与大爱，也使陕西方言以一种独特的美呈现于受众面前。从情怀的抒发到文化认同，是音乐创作者与当下青年的精神追求，也是青年文化担当与文化自信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