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与文学研究并非一个新话题。20世纪以来，联系唐代音乐与文学相互作用的论著就有王国维《唐宋大曲考》、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胡适《词的起源》、郑振铎《词的启源》、萧涤非《论词的起源》、龙沐勋《论词体的演进》、沈知白《中国音乐诗歌与和声》、余冠英《七言诗的起源新论》等。这些研究大多处于散发状态，不乏针对某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却未见对唐代音乐与文艺进行全面深入的系统化考察。任半塘先生打破了这一局面。在《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中，他提出包括敦煌文学研究、唐代戏剧研究、唐代燕乐歌辞研究三个部分共十五稿的研究计划，奠定了“唐代音乐文艺”研究的格局和体系。这是一个具有建构新学科意义的研究计划，它超越了传统文学研究的“文学本位”视野，以明睿而广阔的目光鸟瞰整个唐五代历史、社会、文化，为文学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了答案。

一、开拓学术视野，重塑研究观念

《唐声诗》是唐代音乐文艺研究中的重要一环，研究的对象是隋唐五代配合燕乐的齐言歌辞。文学研究关注的是“文学”本身，“对文学进行研究”也是文学家治学的最终目的，这是毋庸置疑的。这种研究方式关注的层面一般包括作家作品的内容、体式、风格，这当然也是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若一意推崇这种作家文学和纯粹的文本文学，视之为文学研究的“全壁”，便不免有一叶蔽目之嫌。文学活动并不会脱离社会独立存在，它是一种社会活动的“运动过程”，与具体的、历史的、生动的社会活动紧密联系。忽视了文学生态的丰富性与多样化，文学研究不过是“半壁江山”。

作为一种全新的研究角度和力求逼近历史真实原貌的研究方法，“音乐文学”指示了研究应具备的三个层面：文献、音乐、文学。

文献研究包括各种相关文献如《教坊记》、《羯鼓录》、《乐府杂录》的版本、校勘、注释、笺证；也包括敦煌曲等民间音乐资料的辑佚、订正、注释。

音乐研究包括音乐制度的研究，如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任先生《教坊记笺订》；曲调及其流传变化的考证，如《唐声诗》“格调”篇；还有曲调与歌辞的配合问题，如《唐声诗》“歌唱”章，这也是音乐研究与文学研究沟通连接中最关键的一环。

文学研究包括内容、体式和风格三方面，在诗词研究中，三者都与音乐脱离不了关系。固定的曲调、曲名往往有与之对应的本事和体式，形成固定的音乐风格，如《雨霖铃》一调凄楚，《破阵乐》一曲雄壮，这些都会渗透到歌辞的内容、风格中。文体的形成演变也是音乐文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元稹《乐府古题序》谈到“因声以度词”时说：“句度短长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唐代入乐之诗以近体为多，诗歌的用韵、平仄，甚至句式和体式，是否与入乐演唱这一需要相关？这都是近期唐代音乐与文学研究的热点。

《唐声诗》一书对唐代文学研究的影响可以说是颠覆性的。对文学史上的一系列未解之谜，如：词调是从何而来的？音乐（曲调）和文学（歌辞）是以何种方式配合的？齐言和杂言歌辞是否存在因为音乐的发展而由齐言向杂言转化的过程？《唐声诗》都立足于唐代音乐现象和音乐活动的宽广的历史背景，依据大量翔实的文献资料，以令人叹服的洞见眼光，力纠成说之误，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在某种程度上，它重塑了文学研究的观念，影响极其重大：

首先，它让学界重新审视唐代“诗乐”的艺术形态。我国从《诗经》“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以来，就有诗与歌、乐、舞相联系的传统。《诗经》、《楚辞》、两汉魏晋六朝的乐府，宋元明清的词曲，论述和研究都极丰富。与之不相称的是，作为重要过渡阶段的唐五代诗歌入乐情形却很少被人提及重视。郑振铎《词的启源》曾言及唐宋两代能歌的诗体，据他统计，“只有《怨回纥》、《纥那》、《南柯子》、《三台令》、《清平调》、《欸乃曲》、《小秦王》、《瑞鹧鸪》、《阿那》、《竹枝》、《八拍蛮》诸曲而已”。这代表了当时学界的主流观点：唐五代是诗乐的衰落时期。任先生却颠覆了这一论断，他根据《通典》、《新唐书·礼乐志》、《唐会要》、《乐书》等记载，指出盛唐宫廷有司乐的独立机构大乐署、梨园、教坊三个，乐工、梨园弟子、乐伎人数众多，创作、表演活动异常繁盛，并且据新旧唐书《音乐志》、《艺文志》，《国秀集》的著录，证明“此时无论法曲、胡乐，其所用之歌辞，十之六七皆为声诗”，为唐诗研究打开了一条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