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借西方的钥匙开自己的锁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反思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若干讨论中，究竟是应直接借鉴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呢？还是应从本土的实践中总结出一套东西来引领自己的研究呢？一直是颇有争议的问题。如今看来，不同看法中所体现的，实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不同研究范式的关系问题。近年来，这种讨论似有升温的趋势。参考学界对此问题的若干思考，笔者拟从“中国范式”的角度再作探讨。

范式（paradigm），是著名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Samuel Kuhn）提出的一个影响深远的概念。库恩本人及中外学界对其曾有过多种解释。①中国学者的基本看法是：“某一科学共同体在某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框架，并使之成为该共同体的一种传统，为该学科的发展规定了共同的方向。”详参杨怀中、邱海英《库恩范式理论的三大功能及其人文意义》，《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第101—104页。参考学界对库恩范式理论多种功能的解读，我们在这里着重讨论其方法论的功能。作为一种学科理论，范式或来自某一学术共同体在实践中的积累与探索；或来自对他学科、他文化的借鉴。因而范式还有“自行范式”和“移植范式”之分。②张祥龙《中国研究范式探义》，《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16—24页。前者是指具有原创意义的研究范式；后者则是指外来的且未被充分消化的研究范式。

学术研究没有范式，说明该领域尚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前学科”阶段。有了范式的引领，则标志着从自发阶段已进入自觉阶段。如美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研究，获得如日中天的发展，就与其获得极其明确、突出的“自行范式”有关。③同注②。再如我国大陆音乐学界关于“仪式音乐”的研究，近年来异军突起，成果众多，也得益于对美国民族音乐学界“梅氏模式”“赖氏模式”等“移植范式”的借鉴与吸纳。④诚然，这是就范式在学术研究中的意义而言的。外来范式移植到中国，也有负面影响，这也是不少海内外音乐学者反思的问题和本文拟讨论的问题。

所谓“中国范式”，即在研究中国问题中产生的，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理论与方法。这是一种有别于“移植范式”的“自行范式”。自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引进我国以来，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学术之路。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而言，既产生不少积极影响，也产生种种问题。如今看来，西方民族音乐学的范式是“外来范式”，不是“中国范式”；是“他者范式”，不是“自我范式”。西方的范式来源于西方的实践，是反映西方若干“个别”中的“一般”。因此，它不可能是全人类一切音乐研究的抽象，也不可能是全人类一切音乐的“公理”，更不可能解决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的所有问题。对于西方的范式，我们可以学习、借鉴，但不能替代我们的创造。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宋祥瑞就对这种现象提出过质疑，认为这是“借西方的钥匙开自己的锁”⑤宋祥瑞《关于中西比较音乐研究的思考》，《音乐研究》1993年第4期，第34—40页。—没有从本己文化发展的特性中引出一种相适应的理论与方法，来构建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后来，他还在《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历史与问题》《借西方的钥匙开自己的锁》等文章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相关看法。⑥《黄钟》2001年第2期；2011年第2期。笔者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过“如何看待音乐学科理论中的中西关系”“中国的音乐学科理论建设之立足点是什么”⑦蔡际洲《音乐理论与音乐学科理论》，《黄钟》1996年第2期，第11—15页。等问题。遗憾的是，未能引起人们的较多关注。

经多年的思考并结合自己的科研与教学实践，笔者一直认为，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范式，同样存在着一个中西关系问题。我们除了要学习、借鉴外来范式之外，还应该有一套从特定研究对象中产生的“中国范式”。近年来，董维松、伍国栋、俞人豪、杜亚雄、刘勇、项阳、李方元、蒲亨强、蒲亨建、薛艺兵、蓝雪霏、杨善武等⑧详参董维松《重提“民族音乐”及其学科名称问题》，《中国音乐》2008年第2期；伍国栋《得失有三思均可以为鉴—民族音乐学理论及方法传承反思录》，《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俞人豪《摆脱“民族音乐学”的桎梏让世界音乐研究回归艺术》，《人民音乐》2015年第11期；等等。纷纷撰文，对三十余年来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的得失进行了反思。但其中与本文论题关系较近者，主要是刘勇⑨刘勇《全世界民族音乐学家，联合起来—兼论民族音乐学中国学派的形成和学术特点》，《中国音乐》2008年第2期。与杜亚雄⑩杜亚雄《为建立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学派而奋斗—纪念南京会议召开30周年》，《艺术百家》2010年第4期。二位关于建立民族音乐学“中国学派”的文章。他们主张倡导发扬本土学术传统，立足特定研究对象，彰显自己的学术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