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研究

有一种努力叫“坚守” ——《音乐研究》办刊

 

“坚守”一个再直白不过的表述用词,可要做到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坚守”意味着始终如一;“坚守”意味着与长时间为伍;“坚守”意味着一种信念的存在;“坚守”要能耐得住各种诱惑和干扰……。对于办杂志,在几十年的漫长耕耘中,在办刊者不断更迭的过程中,在各种外在因素的不断干涉和掣肘中,要在办刊立场上始终如一,做到前后衔接、相互认同,并朝着一个既定的目标前行,没有“坚守”恐怕都是空谈。

有关坚守的例子,在音乐期刊界并不鲜见。维护办刊传统是坚守,长期关注某一研究领域是坚守,不断追踪某些学人的研究成果是坚守,持续打造某一特色栏目是坚守,把某一研究领域的问题不断引向深入也是坚守……坚守可以形成办刊特色,可以助推理论高度,更能沉淀出期刊的人文品格。

在音乐期刊界,尽管每一种期刊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不难找到一两个坚守的例子,但我以为,从整体上看,唯《音乐研究》的坚守做得最足,走的是一条整体上、前赴后继的坚守之路。以至于《音乐研究》虽然每期的发稿量并不算大,外观颜值也朴实少变,但它的影响却长期居高不下。据中国知网(2017版)统计,其复合影响因子:0.490;综合影响因子:0.361,在同类期刊中居于较高位置。为进一步分析判断,可从下面一组统计数据进行比对。

表1 《音乐研究》2008年第1期—2018年第3期所刊登的831篇稿件的分类统计文章类型刊登数量占总数的百分比中国音乐史205 24.66%中国传统音乐与民族音乐学191 22.98%西方音乐研究40 4.81%音乐分析137 16.48%音乐表演48 5.77%音乐美学29 3.48%会议综述30 3.61%评论69 8.30%其他研究82 9.86%

此表统计大致以十年为限,主要以学术论文为统计对象,报道、消息、通告类文稿未计入此表。在研究方向归类上以一般的音乐学研究各领域为依据,一些较新的、跨领域的或者隶属不够清晰的归入“其他研究”类别,评论类含书评和乐评。

从表中统计的数据来看,《音乐研究》在几十年的办刊中有几个特点,可以反映编辑团队在办刊过程中的坚守。

一、坚守了以反映中国音乐文化研究为主体的办刊路径

《音乐研究》最近十年的办刊发稿中,有关中国音乐史相关问题研究发文共计205篇,占期刊总发稿量的24.66%;有关中国传统音乐与民族音乐学相关问题的研究发文191篇,占总发稿量的22.98%。两者合计发稿396篇,占到总发稿量831篇的47.65%。

1.从有关中国音乐史相关问题研究的主题看,中国古代音乐史方面研究所占比例较大,共有135篇,涉及到乐律学、宫调理论、唐大曲、敦煌遗谱、古琴谱、宫廷音乐、音乐考古和中外音乐交流等方面问题,核心作者有陈应时、杨善武、陈其射、郭树群、修海林、项阳、方建军、王子初、王小盾、郑祖襄和吴志武等,基本涵盖了十年间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领域中各个方面的主要学者;近现代音乐史共有70篇,涉及史料挖掘、音乐思潮、民国音乐教育、音乐机构或社团、音乐家贡献、作品评价和不同历史阶段的音乐状况等方面问题。核心作者包括刘再生、居其宏、冯长春和梁茂春等。与古代史研究有所不同,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新生代作者占有一定比例,多数发表文章都与作者的学业论文或博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有一定联系。

为推动中国音乐史学研究发展,《音乐研究》编辑部在近十来年的办刊过程中,充分发挥编辑主体的能动作用,结合本领域的学术热点问题,分别于2008、2009、2012、2016年,推出了“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现状及未来趋势”“音乐史历史分期问题笔谈”“音乐考古学:当下境况与未来趋势”“曾国墓地音乐考古专栏”四个研究专栏。这些专栏的积极策划与组织,反映出《音乐研究》编辑团队敏感的学术意识和学术责任,通过开辟专栏即让学界同人及时了解到该领域的最新成果,多方面触碰该领域重要学者的认识和思想,也对当时这些领域的学术研究走向深入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比如2009年第4期的“音乐史历史分期问题笔谈”栏目,其缘由基于中国音乐学院于当年5月30日与中国音乐史学会联合主办的“文化视野中的音乐历史分期”学术研讨会,《音乐研究》受邀参加并据会议主要研讨内容组织专栏,对会议中较有分量的发言进行约稿,最终组织了8篇文章公开发表,展现了中国音乐史研究中有关历史分期的新视野。主要观点如“以对每个时期社会音乐文化生活的总体,形成决定性影响的特定文化事象进行划分”(赵宋光);“以信史作为史前时期的划分依据”“以音乐事象与特殊历史事件相结合划分西周、春秋时期”“以音乐的传播交流为战国经秦、西汉至东汉的划分依据”(冯文慈);“以社会功能和音乐承载人的变化为划分依据”(陈其射);“以从音乐文化内部找寻音乐发展和衍变之理进行音乐分期”(李方元);“以‘亚洲文化圈’视角考察音乐历史变迁规律进行时期划分”(赵维平);“有关历史分期的认识正在转向多线条、多类别、多层面的研究方法之中”(修海林)等有关中国音乐历史分期的认识和见地,引人思考、发人深省。此次专题研讨会的召开和研究专栏的开辟,其重要的学术意义一是“音乐史学界首次将中国音乐通史治史中遇到的分期问题作为会议专题供专家们研讨”。①参见《音乐研究》2009年第4期“音乐史历史分期问题笔谈”专栏编者按(陈荃有)。二是历史分期问题涉及史学研究中的史观、视角和选材等重大问题,此次会议借分期问题掀开了中国音乐史研究面对复杂境况的冰山一角,对于其后学科建设的发展不无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