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机制的建立至少应当包含学术共同体、学术体系、评价系统三个方面。在学术共同体为学科发展贡献智慧并构建起知识系统的过程中，评价系统是传播和检验的关键。一方面，它将新的成果传播给学术共同体，另一方面又将学术共同体的评判呈现出来，并抽离共识的部分使之成为学科“知识系统”中的新“知识”，而不被认可的部分也被分离出来，成为被扬弃的“知识”。二者所形成的轨迹为学术研究的路径和方向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现代社会中，平面媒体（图书与期刊）无疑是过去一百年中学术研究最重要的传播与评价平台。其中，期刊较之图书更具时效性，更容易影响一个短时段内的学术发展趋势。

《音乐研究》办刊有两个阶段：1958年初创刊至1960年中停刊，1980年初复刊至今。从学术史的角度看，《音乐研究》的第一个阶段恰是中国音乐学在1949年各种学术工作纷纷开展之后成果集中涌现的时段。①从百年来的中国音乐学学术发展进程看，“1949年是一个关键节点，在此之前的研究是以一种学者或学术组织为主体（非官方主导）的学术自觉；而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伴随社会秩序的重新构建，经由政府为主导呈现的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名正言顺’的学科体系化。1949年之后的中国音乐学发展趋势是：由自觉研究伸向自觉构建，由对象关注伸向整体观照，由论域拓展伸向学科架构。”参见郭威《“音研所”的学术传统——中国音乐学史及其体系研究之一》，《艺术探索》2017年第1期。这一时期的中国音乐学，以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以下简称“音研所”）为代表，学术共同体和学术知识系统已经初步构建，而作为评价系统构建的代表，这个时期《音乐研究》的创刊是“应时而生”，为当时音乐界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专业的发布平台。也正是因为以《音乐研究》为代表的一批出版物对学术成果的记录，使我们可以对当时中国音乐学术研究的状况有更多了解和把握。

一、学术为本：《音乐研究》初创时期的办刊理念

《音乐研究》是专门的音乐学术期刊——在今天看来，这实在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但是，初创于20世纪50年代特殊历史时期的《音乐研究》，是否出于“学术”初衷？办刊理念如何？发挥的实际作用如何？从学术史和期刊史的角度看，这些问题尚需细究。陈荃有认为《音乐研究》初创时期的办刊理念是：“以学术为主，以‘阶级斗争’为重”②陈荃有《艺术学领域“旗舰”刊的炼成——由〈音乐研究〉的办刊兼及学刊前途之思》，载《乐·书·社——人民音乐出版社建社60周年纪念文集》，人民音乐出版社2014年版，第74页。。笔者认为，就这一时期学术刊物所呈现出的整体状况看，“以学术为本，以政治任务为职”或更为准确。陈先生的判断是基于赵沨在《音乐研究》创刊号上发表的《在伟大的革命宣言鼓舞下前进》一文，从字面表述上看，《音乐研究》的创刊既是“从事音乐研究工作的和广大的音乐工作者”的迫切需要，更是为了当时政治运动的需要而建立的一个阵地，进行所谓的“战斗”，这似乎就是该刊的使命，并且《音乐研究》从1958年创刊到1960年停刊，在时间段上也与当时的政治运动相符合。似乎《音乐研究》的出现带有强烈的“革命”意识，是不折不扣的“阶级斗争”的产物。

但是，就在这本创刊号的《编后记》中却有如下表述：

许久以来，音乐界同志希望除了《人民音乐》外还需要一个可供发表音乐学术研究方面文章的定期刊物。在党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下，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音乐研究》终于同读者见面了。《音乐研究》是一个在学术上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专门性刊物。它的任务是积极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音乐理论研究，团结全国学术力量对我国古曲、民间音乐以及现代音乐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同时，也为上述研究工作提供有关的资料和进行讨论的篇幅。为此我们希望全国音乐、文学、文史、考古学工作者支持我们，以便使它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反映我国音乐科学研究成果的刊物。③《音乐研究》1958年第1期，第112页。

很显然，这篇《编后记》所要表达的意思与赵沨《在伟大的革命宣言鼓舞下前进》一文有很大不同。《编后记》明确地表达了《音乐研究》的性质，即“在学术上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专门性刊物”，创刊的目的是希望“它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反映我国音乐科学研究成果的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