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发展越来越受到瞩目，各类书刊著作、高大上的学术论坛应接不暇，呈现百家争鸣的良好学术研究趋势。目前，大多数民族音乐学理论课程仍停留在书本亦或是课堂上教师的讲解之中，而背离了须与“文化人类学”、“音乐人类学”、“田野实地调查”等实践理论有机结合的原则。

如今，发展中的民族音乐学在研究视角上都注重从人类学的角度下手。音乐人类学奠基者之一的美国人类学家梅利亚姆的经典三维理论模式也被称为音乐“三分模式”的“概念——行为——音声”实际上便是建树于对这种一般常识的觉悟，并自此成为音乐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之根本，至今仍继续受当今民族音乐学学者们的普遍认同。作为一个研究民族或是人类音乐文化的学科，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定位，即是把音乐作为行为的过程和产物，视思想为行为过程和产物的深层动力，而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便是理解音乐在其文化生态环境中的意义和内涵，也是教授民族音乐学相关理论学科的关键。

静观民族音乐学50多年来的发展，虽然提出过的理论方法层出不穷，多数都是尾随着其他学科的发展而借用的，如文化人类学、功能学、结构学、认知学等，但是，对于被研究者的“思想——行为”互动关系的认知，和如何拉近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思想——行为”的差距，至今仍然是需要重视的问题，无论是实地田野调查、记谱分析还是文化含义的解释等，就此类课程进行教学时也应当更为注重。

黔北湄瓮边界花苗在几千年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中，曾有优秀灿烂的文明，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民族传统文化，这些都是苗族的“传家宝”，加紧进行搜集整理花苗文化的“家珍”乃是当务之急，而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就是最直接和有效的调研途径。

本文选取黔北边界的茅坪镇地关村一个花苗村寨为个案，以研究其婚俗仪式音乐为切入点，运用音乐人类学的方法论，结合田野调查，研究婚姻仪式与仪式音乐所保持的浓郁地方风格，进一步探究其音乐背后的文化现象与音乐存在的关系，突出音乐的族群性这个主题，发现其存在和发展的价值，提倡关心、爱戴、支持花苗优秀传统文化，加大对少数民族风土人情的关注与保护。

田野前，首先需进行文献整理。主要是收集大量有关仪式音乐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成果，通过阅读此类文献把握当代民族音乐研究的方向、主要模式和方法论。其次，确立研究主导理论结构模式。此类研究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研究方法上涉及音乐学、民族学、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并同时配合“主位观”和“客位观”即文化局外人和文化局内人的两种立场和观点去分析、探讨。

接下来，也是最重要的实地调查。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实践和理论相结合，通过从田野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并结合相关方面前人的研究成果，收集大量有关当地婚姻圈、文化圈、歌师谈音乐等个案，做到对当地文化一个较为完整的掌握。田野过程中，还必须加入参与观察、综合访问、深度访谈，带领调研团队亲临婚姻仪式现场，深入目标群体，切身感受仪式的全过程，体会每个阶段及过程的文化内涵，再通过与仪式的当事人面对面的交流，能从他们的言语中得到更多花苗社会的历史文化信息。最后，田野调查结束归来，需对已录音的音声材料，采用音乐学分析方法，对仪式音乐的族性特征做形态的具体分析，辨别音乐的所属风格。

音乐在花苗婚姻仪式中表现为多种艺术形态，并且贯穿于整个婚礼过程的始终，从青年相识、恋爱、订婚、结婚、回门整个过程中，音乐在各个环节中都必不可少。婚礼仪式音乐的构成繁多，种类也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或改变、或消失、或传承。由过去繁多而朴素的仪式礼节程序演变到现在保留主要经典环节、着重加大仪式排场、增加仪式参与人数等，这也都与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

随着外出打工、务工或求学现象的日益增多，当地青年的思想在受到外来和都市文化的影响冲击下发生了改变，致使当地花苗的“婚姻圈”也不断的在扩展。花苗的民族文化身份特征在面对现代或是西化的婚姻模式冲击时，采用文化的自身调适性去主动地适应变化着的自然与人文环境，需在保存自身的民族个性与文化特质的前提下来变革发展并保存属于本民族属性的文化传统，这也从中揭示出音乐文化的“族群性”体现花苗群体身份的识别和认同感。

以上这些都构成了仪式音乐在婚俗中所展现出来的复杂性和种类的多样性。理清婚姻仪式音乐与花苗族群认同中所蕴含的深层次社会文化，任重而道远，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将田野调查的方法运用到民族音乐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体系中乃是一大必行趋势，改良及创新音乐学理论课程教学的紧迫性注定了加强实地考察和田野作业的必然性，需更进一步深入调查和研究。